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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域社会的治理逻辑:发展趋势与伦理选择

  原标题:市域社会的治理逻辑:发展趋势与伦理选择

 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指出,要“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。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,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,更好提供精准化、精细化服务”。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,我国逐渐进入城市型社会、市域社会,也就是以不同量级、类型的城市(城镇)为运行、发展、治理节点的社会。厘清市域社会的趋势特点,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,树立科学的市域理念、市域伦理,对加快推进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,完善治理体系、提升治理能力,具有基础性意义。

  1、社会运行的新样态

  市域社会是以不同量级的城市为节点的社会,是一种更具总体性的社会发展新阶段、社会构成新形态、社会运行新样态。市域社会是对象与方法的统一。从对象看,市域社会由不同量级的城市、城镇组成,是大都市、中等城市、城镇等的统一,既涉及都市、城市、城镇内部的关系和都市、城市、城镇之间的关系,也涉及城镇与农村、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关系。从方法看,市域社会是一种以城市为节点,充分注重当代社会运行的总体性、互联性、高效性等特点的新的观察、研究、实践方法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亟须树立自觉、科学的市域理念、市域思维、市域方法。

  市域社会是一种更具总体性、互动性的共同体。城市是多样异质要素的空间化聚集,城市化是创新、发展的重要动力。随着交通、信息等条件的改善,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,一方面,不同量级的城市在发展与治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,日益成为整体运行、综合发展、综合创新、综合治理的节点;另一方面,城市内部各构成之间、不同城市之间、城市与乡村之间、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、互联互动日益加强、加速。在多样主体、观念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等的加速聚集、加速互动中,社会日益成为一种以城市、城镇为节点的复杂总体性社会,一种快速互动、休戚与共的市域共同体。

  我国市域社会具有深刻的文明具体性、内生总体性。作为文明发育较早、文明进程从未中断、正在进行新的伟大实践的文明体,我国积累、探索了较为丰富的关于城市发展、城市治理的经验,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城市文明、市域文明;在城市理念与发展模式、城市运行与城乡关系、城市精神与城市治理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点,并不断形成新的理念。比如,注重用整体性、非对立性思维理解城市构成、城乡关系等;注重自治、法治、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统一;在发展重点城市、重点区域的同时日益注重城乡融合、城乡统筹、乡村振兴、区域协调;注重在城市发展的同时传承、创新乡土文化,等等。国家治理是文明共同性与文明多样性的统一,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,尤其需要关注我国市域社会在构成、运行等方面的本土特点。同时,我国城市化作为全球城市化浪潮的重要构成,日益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更大规模的资源、信息、产品等交换、互通,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城市发展、城市治理的先进经验。

  2、风险治理的新挑战

  文明与问题并存,发展与风险同在。任何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,都存在问题与风险,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准确地把握风险,有效地应对风险,精准地治理风险。市域社会语境下,风险的生成机理、扩散方式、影响后果,发生了重要变化,日益具有总体性、互联性、复杂性。一个地点特别是中心城市的中心区域的突发、偶发事件,如果应对不当,有可能迅速以城市为节点扩散,演变为全局性的风险和危机;一些个体的不当言行,处置不当,通过互联网、自媒体等的传播,有可能迅速扩散,扩大为大众关注的热点,甚至成为某些人利用社会舆论、破坏社会秩序、谋取特定利益的工具;一些个体、群体针对特定事件、对象的不满情绪,如果任其发酵,有可能被无序扩散、放大为无确定指向的不满情绪,成为诱发重大社会事件的原因。诸多现象说明,市域社会、城市社会在不断增强坚韧性的同时,也日益表现出脆弱性。城市作为多样人口的聚集地,在激活创新的同时,也较容易成为不可测风险的源头和扩散地。